小米的讀書購物心得.

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
一代學者心靈的呼喚
忘卻的初戀
我的母親
母親留給我的財富
父親喝茶使用殘舊紫砂壺
長春圍困：病鬼不如餓鬼多
我二舅的婚姻
我的妻子信仰佛教
我不會唱歌卻喜歡歌曲
我的老師羅元貞先生
我敬愛的校長吳玉章
憶一代學術大師、歷史學家周谷城——紀念恩師逝世十五周年
紀念我的學長李世瑜先生
世瑜先生對民間宗教文化及寶卷學建立的貢獻
我和寶卷結緣
附：《中國寶卷研究概說》
寶卷學奠基人李世瑜先生的遺憾
身去音容在，光啟照後人：回憶張仲同窗
鐵肩擔正義，驚世著文章：回憶同窗孟氧教授
我的道兄、著名書畫篆刻家華非先生
我的學長、明史學家南炳文先生
我不能忘記的天津市教育局長何啟君
緬懷前賢天津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王襄先生
我和王輝院長結緣
我所認識的高級官員——天津市市長張立昌
讓人感動的事啊——記黃興國市長
我遇到了「官二代」
我所知道的幾位名人子女
憶吳：是困惑還是我的一個謎？
難忘的真情
我的忘年交——張培鋒教授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給吳振清教授的一封信
在山東工作的學生——李萍
我所認識的《今晚報》編輯趙膠東先生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被參加「運動」
我參加大煉鋼鐵並被迫捐獻出景泰藍大缸
難忘的牛棚生活和「政治流亡」
附：《替師挨鬥——當今師生還有幾多情》
「牛棚」中也有告密者
有沒有因果關係？
我見到了懺悔者
做人要有自尊——我的養生之道
一句話的冷與暖
我不是離休高干
我所認識的一位「右派」大學校長
我是《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天津卷》編委會委員
父親教我鑒定古陶瓷
中國屋頂建設一大美術造型特色瓦當——兼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我寫《不敢逾矩文集》出版後記
我不懂字畫卻鑒定了一幅畫
我被參加天津紫砂壺協會
有關紫砂壺發展的三個階段
與《老年時報》共同組織老年書畫、書法交流展赴香港
我喜歡《近代天津名人故居》這本書
我喜歡集郵，更愛藏書票
我也喜歡藏書
聽君一席話
二十年前有關孫中山1924年下榻天津利順德飯店的一場論爭
情懷中山裝
我對美國記者斯諾的印象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源流考
從胡適對《紅樓夢》的評價及戴震校《水經註》冤案說起
我所見到的曹雪芹小照及其塑像考辨
名家筆誤與誤導
想到錢老談《紅樓夢》
我為什麼接受天津市語言文字培訓測試中心的聘書
各行各業都應學點繁體字
附庸風雅：我的陋室「古月齋」
八十抒懷
後記
李正中教授著作目錄

序言一

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

　　《無奈的記憶——李正中先生回憶錄》基本完成，我有幸作為這部書的第一位讀者，是很有些感想的。不過，對於李正中先生命我為此書作序，我卻深感惶恐，因為我以為以我的年齡和資歷，我是沒有資格為這部回憶錄寫序的。但堅辭不獲，無法拒絕一位年過八旬的前輩，於是寫下這些文字，聊作序言罷。

　　我與李先生相識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分配到天津大學冶金分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那時候，大學生畢業還是國家分配，而非自謀職業——而李先生則是該校教務處長兼教研室的主任。來校後我才得知，原來李先生與我就學的天津師範大學校長是老相識、老同事，當學校給了文史教研室一個進人名額後，李先生找到那位校長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給我一個在學術方面有潛力的學生。」這在當時也算是走了「後門兒」吧。而我呢，本來父親堅決要我畢業後去他所在的單位——公安局工作，而且也通過局裡要到了一個分配名額，但我向主持分配的中文系有關領導明確表示，我堅決去學校工作，不想去公安局。而在當時，我的這種舉動是會被視為「很傻」的。於是，那個去公安局的名額讓給了別人，我則被分配到天津大學冶金分校。這就是和李先生結緣的背景。

　　顯然，我是被學校視為「在學術方面有潛力的學生」之一的。這所有的根源就在於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買到了一套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讀了起來，可以說，是這四本書陪伴我度過大學的後三年時間。這套書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思想乃至文風不知不覺地受到錢鍾書的影響。大四的時候，作畢業論文，我的論文最後獲得了師大首屆學生科研創新活動文科唯一的一名一等獎，其實，論文不過引用了錢鍾書先生的若干觀點，在當時顯得有些新鮮罷了。正是錢鍾書先生的著作，讓我堅定了這一輩子走學術道路的決心，所以畢業分配時我第一次違背了父命，自己選擇了未來的人生道路。有關這所「天津大學冶金分校」，李先生在回憶錄中已有不少介紹，當時我的想法也很簡單：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一所大學，在當時能分配到大學工作實屬不易，它距離我嚮往的學術之路畢竟會近一些。

　　帶一些盲目的樂觀和很幼稚的想法，我來到這所學校報到。這之後的七八年時間裡，我和李先生相處甚為密切、融洽，直到他「被迫離校」。李先生給我深刻的印象和影響有這樣兩點：一是他彬彬有禮，待人和藹可親，為人正直，體現出師德、師風，為人師表的風度，這一點直到我看了這部回憶錄，才得知是源自他從小的家庭教育；二是他熱愛教育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作教師「終生不悔」，他對學術問題的研究和分析具有極好的表述才華，往往能口若懸河地說上兩個多小時，邏輯嚴密且風趣，令聽者忘掉時間。記得當時教研室有學術活動時，只要李先生一開口，大家都會凝神靜聽。正像李先生也常說的，他是一個天生的教師，是為教書而生。為了教書，他必須看書，所以手不釋卷，身不離書。他把教書、看書、寫書，與自己的生命融為一體。我對學術的喜好，使我尤其願意與李先生交談，一點也不誇張，大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特別是他對晚輩的提攜和愛護是有目共睹的。我的第一部作品《佛在心中坐》就是先生向主編推薦的結果。

　　以後，李先生離開了學校到天津社科院搞研究工作，我則在他離開後不久，被安排到學校圖書館工作，也離開了自己喜歡的教學崗位，或許是因為在有些領導眼裡，我屬於「李正中的人」吧。後來，正如《回憶錄》裡談到的，我調入天津社會科學院工作，也得力于李先生的大力推薦，這一點我終生不能忘記。在天津社會科學院又工作了十餘年（1994-2006），其中前半階段，和李先生共事、接觸仍然很多，我從他那裡獲益良多，自不待言。因為這些緣故，李先生常對我說：我可能是對他最為瞭解的人，所以完全有資格寫這篇序言。我看了這部書稿的大部分文字，應該說，其中說到的很多事、很多人我確實是知道的，有些事甚至是親歷者之一。但也有相當多的事情，我並不清楚，我其實更喜歡看這一部分，為之情動。

　　我覺得，這部回憶錄最大的價值在於，它以這位八十歲老人的生活經歷為線索，向我們展示了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的多個側面，人與歷史是交織在一起的，個人經歷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也是聯繫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部「信史」，也是一部「心史」。往大處說，從這部書中，可以看到李先生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對人生的某些深邃思索；往小處說，從這部書中，也可以得見李先生家庭之間、同事之間、朋友之間的方方面面，往往真情流露，令人感動。

　　人的一生每日每時都會發生某些事情，都在與別人這樣或那樣的交往，甚至在與自己周旋，能憶記的事，能憶念的人，不知會有多少！自然，回憶錄不可能面面俱到，像流水賬一般將所有事情搬弄出來，那樣的回憶錄恐怕是很恐怖的，或者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想這部回憶錄應該也不例外，我理解，李先生之所以稱之為「無奈的記憶」，在於很多事情他本不想記，不想說，但又不得不記，不得不說，因為某些記憶已經成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其中的苦衷是令人歎息的。這本回憶錄向我們披露的，既有他一生中若干美好的時刻，更有他一生中很多遭難的碎片，前者也多帶有苦澀，比如第一篇《忘卻的初戀》；後者則更多心酸，卻又是想忘卻而忘不了，所以，兩者皆是「無奈」。其實，有些事情，記住為好；有些事情，則忘卻為佳。當然，記憶力有時並不按我們的願望行事，這就是人生的悲哀所在吧。

　　本書值得推薦的是有些曾被扭曲的歷史，在回憶錄中得到了澄清，恢復了本來面目。也可以說，這是史學家心靈的寫實。而一部作品，是好是壞，是成功抑或失敗，還是任歷史和後人去評說吧。我想，李先生既將他這些無奈的記憶留給了這個世間，已經足夠了。

　　是為序。

張培鋒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於津門聆鍾室
註：張培鋒，現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序言二

一代學者心靈的呼喚

　　《無奈的記憶——李正中回憶錄》整理完畢，先生要我寫一篇序。我心中甚是惶恐，無論是就學識、資歷、地位還是身份而言，與先生相較，都有著天壤之懸。蠅附驥尾而致千里尚且不敢奢望，更何況忝列篇首又作月旦雌黃，於是再三推辭。但是先生不棄，一再鼓勵說：「忠於自己的情感，寫出自己的感受就好。」他開導勸慰稱，我寫序有兩個優勢：一是我是二十餘萬字回憶錄的整理者。在記錄口述中瞭解的有關他的事情幾乎是最多的。二是作為最年輕的晚輩，我能寫出與別人不同的評價與感悟。先生的諄諄教導，讓我多了幾分下筆的信心。

　　其實，我跟先生相識結緣并忝列于弟子行列的時間並不算長。很偶然的一個機緣，由我一直以來的十分欽佩的張培鋒老師引薦，得以拜訪先生，並作為助教協助先生做一些工作，其中主要的是負責整理回憶錄。自此開始了兩個「八零后」之間長達半年之久的對話。先生長壽，今年八十一歲。小子愚晚，生於公元一九八二年。其實，談不上對話，更多的是我如坐春風，聆聽智慧長者的教誨。

　　先生一生經歷坎坷，這些苦難將先生玉成一條寬闊深遠的河。這條河上游洶湧激蕩，中游曲折喑啞，下游深沉和緩。先生童年，正值日寇覬覦并悍然入侵我中華之時。又長於抗日烽火與內戰硝煙之中。然而時代的苦難並未黯淡先生的一腔壯志豪情，而是如其敬仰者魯迅等前輩一樣，寧舍醫學、理工之最初專業而從文，并一生肆力于人文事業。先生初讀于北平中國大學，畢業于華北大學（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又續修于天津達仁學院。后二十余歲即任耀華中學教務主任，并提出至今尚有影響的「五段教學法」。正是大有作為之時，卻不幸遭遇「肅清反革命運動」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先生因「一句話被打成反革命」，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人生黃金歲月，卻與當時眾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樣，整日挨批鬥，寫檢討，遭毒打，遠離教育崗位，下放田野勞動，活在戰戰兢兢與唯唯諾諾的屈辱中。國家發展耽誤太久，民族進步停滯太久，先生事業荒廢太久。及改革開放，先生雖是滿身心的傷痛，卻積極參與到新時代的建設中。為挽回前十餘年擱淺的青春，先生亦如季羨林等一輩人，黎明即起，白晝不休，子時不眠。苦難之後，人生事業呈現出深厚博大之象。先生先於天津大學冶金分校工作，又聘至天津社會科學院任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十年後任天津理工大學經濟與文化研究所所長、特聘教授。期間《中國近代史簡明教程》、《中國紫砂壺》、《中國古瓷銘文》、《中國古瓷匯考》、《中國青花瓷》、《中國唐三彩》、《中國近代史資料研究與介紹》、《中國傳統美德與跨世紀青年》、《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近代天津知名工商業》、《幹部道德教程》等二十餘部煌煌著作相繼問世。并不辭勞苦，又遠赴日本、香港、韓國等地講學，近期又收到台灣有關大學的邀請進行中華文化的交流與傳承。年過八旬，又整理出版《不敢逾矩文集》、《中國寶卷精粹》等。先生著作等身，數百萬字，正如著名學者、明史學家南炳文所讚譽：「學界巨擘，杏壇名師。德高行景，世人楷則。」

　　諸多遭遇，歲月流深，先生之心態早已趨向平和。不過，先生尚存遺憾，仍有「無奈」，這也是寫作此書的深層動機。

　　我曾請教先生對「文學是人學」的看法，答曰：文學經典最可貴在于有情人寫有情事給有情人看。這本回憶錄即堪為「一往情深」。其敘寫父母之恩情，殷殷可鑒，如《我的父親喝茶使用殘舊紫砂壺》、《我的母親》、《母親留給我的財富》諸篇。記得當時聽先生講述，置身感動之中，又聯想及我的父母，不禁難以敲擊鍵盤。其回憶妻子兒女之親情，言語切切，如《我的妻子信仰佛教》、《我不會唱歌卻喜歡歌曲》諸篇。那日記錄時的情形猶在眼前：先生口授，我只顧低頭敲字，文章結尾時先生沒有像以往那樣說「就到這兒了」，而是沉默，及我抬頭，只見先生雙眼通紅，滿臉淚水。其載師友之情誼，忠信篤誠，如《憶一代學術大師、歷史學家周谷城》、《紀念我的學長李世瑜先生》、《我的學長、明史學家南炳文先生》諸篇。其記師徒之交情，關愛殷切，如《我的忘年交——張培鋒教授》、《在山東工作的學生——李萍》諸篇。韓國朴書永女士（韓國前總統朴正熙次女，長女朴槿惠為韓國大國家黨主席）曾稱先生是重情之人。誠然。

　　中國古人向來有筆記雜錄的傳統。雖不及正史，但是自隋唐以來，史家已開始採錄時人筆記雜錄以補史闕。鄭思肖《心史》、元遺山《壬辰雜編》乃至今人巴金《懺悔錄》、季羨林《牛棚雜憶》、楊絳《幹校六記》等著作均有補史之功。先生的回憶錄雜記往昔，陳述故人，亦是如此。其可貴之處在於，先生一生親身經歷日軍亂華、四年解放、文革歷屆運動、改革開放諸歷史時期，皆以平實客觀語言如實記載其所聞見與遭遇。他回憶小學時日本奴化之教育及國人之反抗，記錄蘇聯紅軍在東北之暴行，追思長春圍困時期餓死的親人、百姓，敘述當年逃難的艱辛……這些皆為正史所不載。對於年輕人，聽長者提及二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大有一種「白頭如夢說前朝」之感。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念及斯，先生莫不痛心疾首。他說，當年文革的受害者至今日多八、九十歲高齡，存世者已寥寥，而能執筆回憶者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必須有人來寫當年的歷史。也正是出於這種責任心與社會擔當，先生不辭年高，忍著當年的疼痛與屈辱，狠心揭開傷疤，向後輩披露當年的歲月。他以個人為視角，幾乎記載了建國后至改革開放期間的歷次運動，真實詳盡。述者慘痛，聞者驚心。從某種意義來說，先生此書是一部真實小史，也是一篇語重心長的宣言。其用心之處在於呼吁更多的親歷者來敘載那段必須正視的歷史，為了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還有我們的后代子孫。先生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繼承文學泰斗巴金的遺願，希望有一天能夠建立「文革紀念館」。曾不無悲愴地忠告眾弟子：「屆時建館勿忘告乃師。」

　　先生向來自稱是「學歷史的」，他對國家、歷史及社會、民族乃至人生、人性向來多有關注，并有著較常人更為宏闊的觀照與認識。他在載人紀事時，往往聯繫社會歷史作更深層次的思考。小子有幸，口傳筆錄中得以親聆。「文化大革命」是先生一輩人心中永遠的痛，也是民族切膚之傷，國家之大不幸。先生一直在反思那不堪的十年。他曾例舉陳寅恪早年弟子劉節等寧可以身代師受辱，而文革中學生卻對老師無情毒打的事，并一言指出其根由：「制度使然」。對於文革后「只見受害人，不見懺悔者」的現象，先生警覺說：「一個民族不能從災難中總結并吸取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民族。」現在的中國，在經濟發展與國力增強的同時，社會公平日漸缺失，貪污腐敗滔滔皆是，階層固化，「官二代」肆無忌憚，貧富分化趨於兩極，於是社會上湧現出「懷念文革」的思潮，暗流湧動，甚至叫囂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先生深切擔憂，分析說：今日懷念「文革」的人有兩種：一是當年的打砸搶的得勢者。二是不瞭解十年浩劫的年輕人。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是由於對當前社會現實的不滿，更是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瞭解。若不徹底反思文革，文革的悲劇一定還會重演。只可惜，這種警告雖已有巴金、季羨林、吳敬璉、余英時等人提出，但是呼聲甚微，早已淹沒在社會浮躁的大潮中。先生職為教師，教授弟子，一重知識，更重做人，強調以德為先。儘管在文革中一再被其曾經幫助過的學生毒打，甚至幾乎丟掉性命，但是先生後來卻沒有報復或詛咒，反而當其身處艱難之境時，再次給予幫助。我曾問及當年迫害毒打老師的人認識否，尚在否。先生回答，都認識，幾乎均在世。我自己對此非常憤怒與不解：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那些人出手去傷害自己的長輩，如何這般心安理得？先生卻寬慰：得饒人處且饒人。人性惡化至于此，其根源在于制度。先生對世事看得很清，我跟其他學生一樣，很想請教洞明的秘訣。先生數語點化：「善於認識自己的不足，勤於看到他人的優長。」先生本為睿智之人，諸如上述明理之語，時見行文，且不贅述。

　　前日之因，今日之果。先生立足杏壇，一生勤勤懇懇，教書育人，提攜後輩，現在「子弟皆俊秀，碩果累累」，可謂桃李滿天下，精英輩出，或為各領域知名專家、學者，或為政府要員，均大有作為于社會。恕我不一一署名。小子何幸，亦忝列門牆。眾生對於先生固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然皆奮發努力，亦可告慰師心。于當今時代，能有這樣的教育工作者，有這樣的師長，實屬我等後輩之驕傲。

　　先生家門口有一副手書對聯，刻諸木板，其曰：「情真事真理真，立德立業立言」，庶幾夫子自道也，亦可為《無奈的記憶》之概評。

　　斯為序。

羅海燕
辛卯年菊月於南開大學
註：羅海燕，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
現任：天津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